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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的胡言乱语

最近在学习西方文艺理论，在阅读的过程中，我感受到历史的行进中，一种伟大成熟的艺术理论体系建构起来，它们不断生成，架构，引起人心神的动荡。在自律和他律的合力中，是时代的诉说。

我相信文学的语言是每个人的天赋本能，来源于诉说的欲望。也许我们可以对音乐冷漠，对绘画无动于衷，但不可否认的，所有心灵的呼声，生活的意义，最终都会回归到语言。

柏拉图的根源于理式世界的哲学体系，神赐迷狂，灵感说，无疑点中了那些与生俱来的天赋作者令人艳羡的能力，但也同样令我们这些苍白平凡的庸人感到痛苦。他的哲学思想纠缠于原始的神秘主义话语体系。
而亚里士多德总是要以柏拉图为靶子，他对于戏剧等的教化作用的认识，也许是教育学者所认可的，但其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之间的艺术标准，又不能使人完全臣服。《诗学》所言的陶冶与静穆，毋宁说是他躲在政治的幕后，凝神思考的对策。悲剧论，或然律与必然律，整体的概念，来源于正义的悲悯和哀怜，又仿佛置身于现代性语言中，也许时代的河流，未必能禁锢住思想的洪流。朗吉弩斯论崇高，无疑是动人心魄的，他所说的崇高，我更愿意理解为论伟大。作家的诚实必然与想象联系在一起，精神气魄的宏伟，要求伟大心灵的回声，那种思想的深度和感情的强度，作家的气魄和力量，发射出的狂飙闪电般的效果，所引发的内心的狂喜，超越于古板教化的呼声，要求一场精神力量上的对抗与超越，读来让人心情激荡，不能平复。但同时，他普遍永恒人性的标准，又太过于天真完美，正如阿普尔论述意识形态，文学艺术不是单纯的整体，必然有一种从上而下建构的话语霸权，摧枯拉朽，暗中如蛇般警惕。不禁让人发问，文学的评判标准，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？至于普罗提诺的《九章集》，神秘主义话语体系再次回归，这个后人所称的新柏拉图主义者，从文艺初具雏形超凡脱俗的视角中走出，对文艺理论认识的回环往复不由自主地走向时代的必然中去。我讨厌神秘主义的话语，正如艰涩难懂的尼采和齐奥朗（也许他们是排斥此类庸人的）。我出于自愿作为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，本能的对这种故弄玄虚的语言感到厌恶。那些所谓“天命”“密契”“出神”“太一”，从现代性，或后现代性的话语回归到原始的神秘主义当中去，是我所不能想象的。